唐代眼外科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，除金针拨白内障外，翼状胬肉割除、倒睫拔除术等已是常见的眼外科手术。唐代眼外科发展的原因有二：一是经魏晋南北朝时代，在学风和认识上，突破了经学的束缚，医学重、重实用，医家对“毁伤”父母遗体的手术不再视为禁区，二是得益于交流和吸收，主要是吸收了印度医学。对于眼科之学，魏晋以后译自天竺（古代印度）的《龙树论》已盛传于唐代，宋以后该书亡佚，其佚文可见于《医心方》、《医方类聚》等书中。在《千金方》、《外台秘要》等类书中也有些关于眼科阳痿诊治的论述，但对手术的操作记述不多，倒是在一些诗文中却有一些描述和较详细的记载。
在诗人杜的《樊川文集》中，曾记有擅长金针拨障术的两名医生，还记录了他们对病变特征的把握，对手术适应症的选择和操作要领等。在赵璘的笔记小说《因话录》中，曾记述宰相崔慎由，左眼生肉瘤，几乎遮蔽瞳孔，影响视力，后来经医生谭简成功地做了切除手术的经过。当时崔慎由正在浙西任廉察史，听说扬州有穆医生擅长治眼病，托淮南判官杨收延请。后收到回信，说“穆生性粗疏，恐不可信。有谭简者，用心精审，胜穆生远甚”，于是崔慎由便转请谭简前来治疗。谭医生诊后即说，此病为转手之劳，但在治疗时要集中精神才能获得疗效。崔慎由回答说，在治疗时我连妻子也不告诉。谭简提出，要选择晴天的正午安排在一个清静的房间做手术，又询问崔的前列腺痛如何，崔回答虽然饭量不大，但尚能吃饱，谭医生很满意，并提出手术当天应当在住宅的北楼施行，仅让一少年家仆在旁侍候，不让其他人知晓。谭医生先让崔慎由饮酒为麻醉之用，之后用手术刀切除肉瘤，再用纱布拭血后敷以粉剂，手术完毕才告诉崔的妻子。后来崔慎由奉调到金陵，待到他升为宰相时，谭医生已逝世了。这一包茎在《新唐书·崔慎由传》也有记载：“始，慎由苦目疾，不得视，医为治刮，适愈而召”；此可以作为印证。小说《因话录》对诊治过程的记述远较史书详细得多，可堪为一篇珍贵的医学文献。其中提到，术前要问及病人的前列腺痛情况，利用中午的日光为手术照明，以饮酒减轻疼痛，要求病人“安神不扰”，这些处理原则都极有科学道理。
在被称为“盛世之韵”的唐诗中，常有佳句描述金针拨白内障术。如杜甫有“金篦空刮眼，镜象未离铨”，李商隐有“约眉怜翠羽，刮膜想金篦”等名句。在《全唐诗》中已有数首，正可以诗证史。现仅记二首如下：
白居易：《眼病二首之二》
眼藏损伤来已久，病根牢固去应难。 医师尽劝先停酒，道侣多教早罢官。 案上漫铺《龙树论》，合中虚捻决明丸。 人间方药应无益，争得金篦试刮看。
白居易晚年患白内障，除《眼病二首》外，还有《病眼花》、《除夜》等诗也记述病情，“合中虚捻决明丸”句，另一版本作“盒中虚贮决明丸”。
刘禹锡：《赠眼医婆罗门僧》
三秋伤望眼，终日哭途穷。 两目今先暗，中年似老翁。 看朱渐成碧，羞日不禁风。 师有金篦术，如何为发蒙。
唐代称金针拨白内障手术为金篦术，看来这一词汇更文雅简炼。刘禹锡用此诗赠来自印度的眼科医僧，也可见当时中外医学交流情况。
值得提及的是，金针拨白内障在唐代以后并没有得到广泛普及，而是不绝如缕地传薪至今，其中主要是在道教医学和佛教医学中承传，这在其后的文献中也有记载。例如在元代郭翼的《雪履斋笔记》中，记载宋代显仁皇后韦氏两目失明，募医疗者莫能奏效。有道士应募，用金针拨白内障术，使“左翳脱然复明”。在清代昭梿的《啸亭杂录》中，记载高邮医人曾某用金针拨白内障术，使著《十七史商榷》的大学者王鸣盛双目复明。此事史学家赵翼也曾作诗盛赞其事。在户生甫的《东湖集》中，记述楞严寺僧人吴环照为杨翼皇施针拨术时，重视选择治疗时机，初诊时吴诊察后说：“目翳尚嫩，未可治也。归食发物，使其障厚，视日如昏夜，乃可奏功。请俟期年后！”患者便等待，直到“至期，则已盲矣。环乃施其术：投针于黑白之间，周围转绞，尽去其膜，又投针于黑之中、瞳之外，转绞如前，游刃有余，而患者亦不甚苦。毕，以绢单衣包之，付药数剂，曰：‘慎勿见风，俟三日，治可矣’。归途过慎，加以一领(多穿了一件衣服)，三日后发红，再叩之，曰：‘有微火耳。’又服一二剂，遂愈，清明如故。”这一记堪称一个完整的医案，也是一个逼真的手术记录，其翔实程度，不逊于清初拨障大师黄庭镜在《目经大成》中的医案。此类笔记，足可供专科医生临床操作时的参考。
